西方古典考古學的歷史學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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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古典考古學的歷史學轉向

    古典考古學是古典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早在文藝復興時期,一些致力于復興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人,就開始有意識地注意保護和研究古典時期的文化遺存。意大利人皮茲科利針對希臘羅馬時代的古代遺存做了大量的文字記錄和繪圖工作,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古典考古學的發軔。成體系的古典考古學,則是在古代希臘羅馬和近東地區一些大型遺址被發掘以后才建立起來的,如德國商人施里曼對特洛伊和邁錫尼的發掘,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思、丹尼斯、萊亞德等人分別在克里特、伊特魯里亞、尼尼微等地的發掘等。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施里曼在特洛伊的發掘。1870年,施里曼在黑海海峽入口亞洲一邊(今屬土耳其)一個名叫希薩里克的山丘發掘出大量荷馬時代的文物,將千百年來一直被人們視為傳說的特洛伊展現在世人面前。施里曼的發現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專業考古學家投入到古代希臘羅馬和近東地區的考古發掘,促進了古典考古學的發展。

    隨著近代學科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古典考古學與古典文獻學、古典哲學、古典歷史學和古典藝術史一起,構成了古典學的五大分支學科。古典學是歐洲現代學術體系發展的產物,因而不可避免地表達歐洲人的現代價值觀。作為古典學分支學科之一的古典考古學也不例外,試圖從考古發掘的建筑和藝術作品等方面強調古代希臘羅馬文明的獨特性及其優越性。例如,牛津大學古典考古學家約翰·博德曼,同時也是一位古典藝術史家。他是《劍橋古代史》的主編之一,但是大部分學術成果還是多集中于古希臘藝術領域,如《希臘瓶畫史》《希臘藝術》《希臘雕塑》等。

    在古典學的學術研究體系中,還存在一個固有的傳統,即自文藝復興以來的數個世紀里,西方學術界對古典文獻(包括文學、歷史學、哲學、戲劇等作品)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盡管古典考古學也和其他考古學一樣進行田野發掘和田野調查,但對古典文獻的重視依然占據絕對優勢。人們往往認為對事件的充分解釋可以自然而然地從文獻完整的描述中得到,而考古資料的不完善是不可避免的,不僅嚴重依賴考古遺址和遺物保存的完整性,而且也依賴考古科學技術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古典考古學家認為,他們的任務就是“證經補史”,為古典文獻已經充分闡釋過的古代希臘文明的優越性提供物質方面的論據支撐,并進一步激發當代藝術家努力去達到古代文明的藝術高度。

    正如美國斯坦福大學古典學家楊·莫里斯所言,在這樣的背景下,古典考古學的工作不管是實地的田野發掘,還是考古材料的整理發表,甚至是相關的理論解釋,都是在既定的希臘主義的框架下進行的。“古典”這個轅軛,決定了古典考古學家很難突破這個框架。其他考古學家可以告訴公眾,什么時期的社會是什么樣的,而古典考古學家只告訴公眾,希臘(和羅馬)的,就是最好的。因此,早期階段的古典考古學,并沒有獨立的學科自覺性,而是自愿成為古典藝術史和古典文獻學的附庸。

    隨著20世紀中期以來古代近東文明研究的深入發展,歐洲人逐漸認識到古代希臘文明并不是獨立起源、獨立發展的,而是在與近東文明密切交流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盡管古典時代的希臘人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但這并不意味著希臘文明相比其他文明就具有優越性,不過各具特色而已。這就使得古典考古學家開始以較為客觀理性的方式接受新的學術發展潮流,并將興趣逐漸從古代藝術及其文明的優越性等議題轉向具體的社會和經濟議題,以及歷史發展的宏觀趨勢等問題。筆者將這種轉向稱為“古典考古學的歷史學轉向”。

    這種轉向最先發生在鐵器時代的考古領域。這一時期的歷史雖然有相關的文獻記載,但是文獻資料嚴重不足,不能夠依靠傳世文獻來書寫連續的歷史。因此,一些古典考古學家開始向歷史學和其他學科來尋求解釋模式。正如劍橋大學古典考古學家斯諾德格拉斯所言,“一旦古典考古學家從單純的杰出藝術作品轉向物質產品的整體研究,那么歷史學家也能夠為他們提供一個更有用的解釋框架”。

    1977年,斯諾德格拉斯在劍橋大學作了題為《考古與希臘城邦的興起》的就職演講,充分肯定了考古學在希臘城邦興起問題研究中的重要性,認為豐富的考古成果足以證明城邦興起于公元前8世紀中期。在1980年出版的《古風希臘:試驗的時代》一書中,斯諾德格拉斯更為系統地闡述了上述結論。他基于古典考古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來源于墓葬的考古材料證明,公元前8世紀中期希臘地區的人口出現了爆發式增長,促進了“黑暗時代”后期的定居點快速向城鎮和城市發展,其結果就是城邦的興起。他將城邦的興起稱為“結構性革命”。

    斯諾德格拉斯的繼承者和修正者是楊·莫里斯。1987年,莫里斯在《墓葬與古代社會:希臘城邦的興起》一書中,利用大量考古資料,修正了斯諾德格拉斯的解釋框架。他認為,在公元前8世紀,希臘社會確實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并不是斯諾德格拉斯所認為的人口的大量增長,而是因為更多社會成員具有參與公共生活的公民資格,這標志著作為公民共同體的城邦興起了。他將這個解釋框架概括為“(公元前)8世紀革命”。

    2006年,斯諾德格拉斯將其1965—2002年間發表的相關論文結集出版,題為《考古與希臘的興起》,其中的幾篇論文又再次回應了他和莫里斯對希臘城邦興起問題的討論。這些討論和回應,體現了兩位古典考古學家對早期希臘歷史發展基本形態的思考與研究。

    除了斯諾德格拉斯和莫里斯,還有更多學者也加入這種研究范式的轉變潮流中來,如詹姆斯·惠特利、羅賓·奧斯邦、喬納森·霍爾等。這說明古典考古學家不再滿足于“證經補史”的學科定位,而是充分吸收和借鑒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對歷史發展的重大問題提出新的理論框架,意味著古典考古學的歷史學轉向基本完成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專注于理論的考古學家也關注到了古典考古學的這種轉向。1992年在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召開的理論考古學研究會年會,主題就是“古典考古學的新方向”,試圖在古典考古學與理論考古學以及歷史學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1995年,牛津大學考古學家尼格爾·斯班塞主編出版了會議論文集《希臘考古中的時間、傳統與社會:跨越“大鴻溝”》。其中的大部分文章不僅討論具體的考古發現或者某部古代文獻,還努力提出某種理論解釋,即考古材料和數據如何與古代社會及其歷史發展建立聯系。

    古典考古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也非常明顯地體現了這一新的發展趨勢。2019年,牛津大學古典考古學家艾瑞妮·勒莫斯等人主編的《早期希臘和地中??脊胖改稀肪褪且粋€很好的例證??傮w來說,整本書的結構和內容,都是考古學與歷史學的有機結合。比如該書第一章“背景概述”,就著重講了“考古證據”和“文獻證據”在研究古代希臘和地中海地區早期歷史中的重要作用;第二章的標題為“國家與社會”,基本上是基于考古材料來重構古典時代之前的古希臘歷史,分別論述了邁錫尼文明的興起及衰落、鐵器時代早期的社會共同體、復雜共同體的復興等社會歷史發展階段。

    從最新出版的這本考古指南,我們可以看出,時間進入到21世紀,古典考古學的歷史學轉向,已經逐漸得到學者們的認同,包括古典歷史學家和古典考古學家。古典歷史學家更加注重借鑒考古學的最新發掘和研究成果,古典考古學家則更傾向于利用考古發掘成果來分析和研究古代社會的發展狀況和發展趨勢。古典歷史學和古典考古學的結合越來越密切,為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作者:李永斌,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王梓辰校對:翟婧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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