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逃逸式”離職 切斷腐敗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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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逃逸式”離職 切斷腐敗新通道

    案例

    一個時期以來,個別領導干部為了對抗高壓反腐,妄圖通過主動辭職、離職或提前退休等方式,逃避黨紀國法的懲處。比如,浙江省嘉興市國資委原黨委委員、副主任沈建陽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自2015年1月提前退休后,沈建陽不僅違規兼職取酬,還利用原職務影響力,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非法收受巨額財物。再比如,重慶市九龍坡區原旅游局黨組書記、局長姜廷憲提前退休。他之所以選擇終止仕途,是因為打了“賺大錢”的算盤。姜廷憲先后在重慶市九龍坡區白市驛花卉苗木產業示范園區管理委員會、九龍坡區白市驛鎮、九龍坡區旅游局擔任“一把手”。任職期間,姜廷憲在工程承攬、施工矛盾協調、工程款撥付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退休后,他將收受的大部分賄賂款用于經營重慶萬花谷生態旅游發展有限公司,并逐漸從“幕后老板”成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中,部分賄賂款還是姜廷憲任職期間與商人老板約定的“好處費”,待姜廷憲退休后予以兌現。

     

    從本質上講,“逃逸式”離職不同于正常的領導干部退出機制,而是一種新型的腐敗通道。這些行為之所以具有“逃逸”性,其要害在于腐敗官員企圖把辭職、離職或退休作為護身符或擋箭牌,給自己的腐敗行為穿上隱身衣。表面上是“逃逸”公職,其實質是腐敗的遁形。

    采取“逃逸式”離職具有三種動機:一是規避動機,領導干部在職期間存在違紀違法行為,通過辭職、離職或提前退休實現所謂的“安全著陸”,并把在職期間的腐敗資金“洗白”。二是兌現動機,領導干部在職期間利用手中權力為他人謀取利益,但并沒有馬上獲取腐敗收益,在其辭職、離職或退休后以各種合理形式加以兌現。三是謀利動機,腐敗官員辭職、離職或退休后,利用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到原業務管轄范圍內企業任職、兼職,利用政商“旋轉門”獲取高額報酬。這些行為無疑為新型腐敗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方便。

    “逃逸式”離職具有衍生性。面對高壓反腐態勢,一些領導干部改變原先的腐敗手法和方式,利用在職期間的職權影響或掌握的公共資源謀取非法利益,利用“時間差”實施“期權腐敗”,或者利用職務便利到企業謀取職位、高薪就業。如此,衍生出新的腐敗形式,助長政策腐敗、利益輸送、官商勾結等,加大隱形腐敗的查處難度。“逃逸式”離職具有隱蔽性。辭職、離職或退休本是領導干部應有的權利,是公職人員隊伍的自然更新。但在現實中,一些領導干部用合理的權利來掩蓋自己的腐敗行為,把赤裸裸的腐敗交易隱藏在離職之中,“在位不收退休收”“在崗不收離崗收”,利用制度監管漏洞來尋求規避懲治之策。“逃逸式”離職具有投機性。個別領導干部誤以為主動辭職、離職或提前退休離開崗位,不再擔任公職,其個人就不會被列入重點反腐對象。這樣的“逃逸”想法和行為具有投機性,無視黨紀國法的嚴肅性。

    “逃逸式”離職問題的出現,說明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一些腐敗干部仍心存僥幸,尋求自保和對抗組織審查。我們不能放松反腐敗的節奏,需要不斷調整反腐敗策略和方法。

    針對“逃逸式”離職,《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提出“三年兩不準”要求,即“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吨袊伯a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六、九十七條進一步作出有關規定,黨員領導干部離職或者退(離)休后違反規定接受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和中介機構的聘任,或者個人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活動,或者違規擔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獨立董事、獨立監事等職務,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留黨察看處分?!蛾P于加強新時代離退休干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則明確提出,離退休干部黨員特別是擔任過領導職務的干部黨員要嚴守有關紀律規矩,不得利用原職權或職務影響為自己和他人謀取利益?!蛾P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關于退出現職、接近或者達到退休年齡的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有關問題的意見》等黨內法規也作出相應限制規定。

    從以上案件可以發現,一些領導干部利用主動辭職、離職或提前退休為自己留后路并非個案。這說明,針對在職領導干部的監管方式并不一定適用于主動辭職、離職或提前退休人員,有些監管措施“失靈”,無法“對癥下藥”和實行“靶向治療”,導致一些“逃逸者”成為“腐敗呆賬”。監管“逃逸式”離職是當務之急,也是消除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的關鍵。“逃逸式”離職存在的空間就在于制度不健全、監管不到位、懲治不及時等。

    完善監督管理制度。著眼領導干部的全周期管理,重視辭職、離職、退休領導干部的監督管理工作,根據人員原有職務、崗位和部門特點,分層分類納入干部監督管理范圍。從頂層設計上完善領導干部退出機制,在國家層面推進利益沖突立法,出臺專門法規明確離職人員的權利與義務、細化離職人員管理、明晰責任主體的職責等內容。完善離職人員的行為限制制度,切斷離職人員利用權力余熱在原單位謀取私利,對于違規打聽、說情、干預、過問行為實行登記、報告和責任追究。完善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退休從業、輪崗交流等制度規定,加強重點人群的備案管理,督促辭職、離職、退休人員嚴格自律。

    嚴格離職前管理。嚴格離職前審計,對于主動辭職、離職或提前退休人員任職期間經濟責任進行全面“體檢”,從審計中查找經濟責任背后的問題性質,查清可能存在的個人經濟或責任問題。經濟責任審計結論作為黨組織是否同意領導干部主動辭職、離職或提前退休的前置性條件。防止“帶病離職”“帶病退休”,明確限制性條件,規范領導干部主動辭職、離職和提前退休申請和審批程序,結合日常監督和近期工作情況,對離職申請實行嚴格審核,對于不符合條件者要啟動核查機制。所有主動辭職、離職或提前退休等信息要實行公示,讓離職信息有跡可循,主動接受社會監督特別管理服務對象的監督。

    嚴格離職后管理。進一步規范領導干部離職后管理,強化行為跟蹤監測,從源頭上減少腐敗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加強對限制期內主動辭職、離職或提前退休人員的監督管理,最大限度減少監督管理盲區,參考在職人員行為規范也同樣要求領導干部離職人員及時報告從業、職務、報酬、投資、行業等情況,嚴格審核其中是否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是否利用原工作業務、是否符合市場公平原則等。實行領導干部離職后限制清單制度,列出重點風險領域和行業、重點限制行為、重點關注問題等內容,明確離職人員的從業范圍。開展專項摸底清理、聯動排查和定點核查,嚴肅紀律約束和法律懲治。對離職人員,不管是發生在任職期間,還是離職以后,都要依紀依法進行懲處,提高腐敗成本,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

    責任編輯:王梓辰校對:于川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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